第二四章

哈里发帝国的拓展、撕裂与圣战幽灵

 

引言

伊斯兰帝国的拓展乃跟在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2的圣迁(hijrah)之后,紮根于先知带动下的穆斯林战士对阿拉伯半岛的战役征服(the Islamic conquests • al-Futūḥāt al-Islāmiyya)。接着帝国持续扩张,由继位领导穆斯林社体(Umma)的“四大贤明大教长”(Caliph/Khalifa Rashidun)[[1]]及过后崛起的伍麦叶(Umayya)、阿巴斯(Abbasid)、奥图曼(Ottoman)等伊斯兰王朝迅速推展,其疆界曾涵盖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北部甚至西班牙与中欧等部分地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论述先知穆氏及早期伊教征战的较权威性著作,有伊本‧易司哈格(Ibn Ishaq,卒767)的《使者生平》(Sirat)〔英译 Life of Muhammad;最为古老与权威性〕、瓦吉迪(al-Waqidi,卒约820)的《先知战役》(Maghazi)、巴拉儒里(Baladhuri,卒892)的《列国的征服》(Futuh al-Buldan),以及泰伯利(al-Tabari,卒923)的《先知与君王史略》系列(Tarikh al-Rusul wa al-Muluk)等著作。非穆斯林者则可参阅耶路撒冷主教索弗罗纽斯(Sophronius,卒638)和拜占廷王朝历史家狄奧法內斯(Theophanes,卒758)等的记录。

对相关课题具探研志趣的读者弹指之间即可从网络流览许多论述伊教之圣战与拓展等的资讯。[[2]] 本文把伊教帝国的战役与拓展按朝代分段略述,从后穆罕默德时代的四大哈里发及至奥图曼帝国的扩张与瓦解。其间涵盖约1,300年既十分长远、广泛又复杂〔好些且甚模糊〕的史迹,故只能从略概述。至于教主穆罕默德本身所发动的圣战与成果,本书第三章已提及,不赘述。本章也提述壮观哈里发帝国背后教胞彼此间的冷酷相残,并点出伊教帝国主义幽灵不散。

(一)建构庞大伊斯兰帝国的核心动力与处境因素

创教后的约百年间(公元610-711),伊教势力已掌控西亚/中亚、印度东北、北非,甚至于南欧的广大地区,俨然成为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笔者认为它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外是:创启期间阿拉伯伊教战士基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信仰与榜样实践传教、圣战与霸权之精神与斗争的成果,再加上从掳掠与征服所获的庞大物资之利诱。

穆民看他们的胜利为阿拉赐福伊斯兰的标志,证明伊斯兰乃阿拉所恩宠的宗教。笔者认为其中难免有灵界因素,但是否是阿拉恩宠与赐福的标志“唯天晓得”(wallahu’alam)!然而可肯定的是,若非有上主的“准许”不会有这样的“大史叙述”(mega historical narrative)。除了上主的“准许”,当然还可进深探讨一些相关的处境因素(circumstantial factors)。至于“为何”上主会“准许”这“大史叙述”的演进,那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神学/历史哲学领域课题,在本书第三十章另有论述。

谨先厘清一个观点:迅速成功打下天下建立帝国的壮举并非伊斯兰教专有,也不一定都有需上主或神明的介入。例如古希腊亚历山大帝在短短十年间(公元前332-323)即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在文化传播层面也影响深远。罗马帝国的奥古斯督也在约四十年期间(公元前27 – 公元14)拓展了另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把帝国划分为西罗马〔以罗马城为首〕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拜占廷版图。

西罗马于公元476被蛮族入侵沦亡,前后延续了约五百年。过后有查理曼大帝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800),但他死后不久即因内外因素陷入混乱。而东罗马拜占廷王朝则延续至1453才被土耳其奥图曼帝国消灭。从公元前27算起至1453,东/西罗马帝国前后也延续了1,480年,比从公元622圣迁算起至1924奥图曼哈里发帝国瓦解的1,302年更为长久。单就东罗马帝国而论,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于公元380定基督教为国教,截至1453前后也涵盖有1,073年。早期奥古斯督大帝快速打下罗马帝国版图似乎也与宗教无关,但从圣经神学角度看,不得不说其中至少会有上主的准许。

回顾历史,基督宗教与罗马帝国政权的挂钩与纠结乃始于公元第四世纪。主耶稣与初期教会的立场乃是:“凯撒之物归凯撒,上帝之物归上帝”(参 太22:21)、“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另一方面,伊斯兰帝国乃自始至终建立在政教合一与圣战的基础之上。伊教信仰和穆斯林的斗争当然乃其成败的主导因素,然而不能排除宗教以外的一些处境因素。略述几点于下:

(1)当代雄霸西亚与地中海世界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Byzantine)与波斯萨珊帝国(Sasanian)彼此间的数百年争霸致使双方资源消耗殆尽,至终是两败俱伤。按詹金斯的提述,双方在公元502-505、527-532、540-545、572-591年间乃战乱不息。通常是波斯占上风,尤其在540几乎把整个叙利亚和安提阿城都毁了,并在614攻占耶路撒冷进行屠城。若非军事天才赫拉克纽斯(Heraclius)于公元610崛起为东罗马皇帝,恐怕当年拜占廷王朝就完蛋了!赫拉克纽斯虽然成功于620年代打败波斯且收复失土,但其境内建设等资源已遭战事破坏且民生困苦,再也没有多少气力抗衡过后入侵的伊斯兰军力。

(2)可惜当代拜占廷王朝内部基督宗教派别间的冲突也弱化了帝国的力量。被君士坦丁堡朝廷接受为正统的“迦克墩派”(Chalcedonians)也称为“皇家派”(Melkites)。他们靠皇家权势,压制分布在埃及、叙利亚与波斯一带被判为异端的基督“神–人一性论/雅各派”〔Monophysites/Jacobites;由教长雅各‧巴瑞底(Jacob Baradaeus)倡导〕和基督“神–人分性论/聂斯托利派”〔Dyophysites/Nestorians;由教长聂斯托利(Nestorius)倡导〕,导致被压制者对帝国起离心。结果当伊教圣战部队杀到时,有些甚至把伊军当解放军看待,让他们可趁虚而入。[[3]]

(3)还有一个对拜占廷和波斯帝国非常不利的因素致使当代伊军北伐势如破竹,即在第六至第八世纪一再广泛袭击埃及、叙利亚、波斯并远至君士坦丁堡各处、类似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吞噬了重灾区数千万的人命,大幅度破坏生产与经济。惨重的数场疫情爆发在公元541-542、627-628、688-689、698-699、704-705、749-750等年代。[[4]] 特别在较早期伊军北伐的年代,遭受战争与瘟疫蹂躏的两大王朝已经是欲振乏力,也都不再有经费雇佣阿拉伯战士为他们打战。

(4)除了“为阿拉之道圣战”(jihad in the way of Allah)情结,无可否认伊军北伐的另一大动力〔若非主要动力〕乃为夺取战利品与财富。先知穆氏定规所获的战利品20%乃归先知,其余则由参战军士分配(古8:41)。杀出阿拉伯的贫瘠土地,被侵的拜占廷和波斯相对丰饶的版图对伊军来说,不啻是天赐良机供择肥吞噬。即使遭受诸多战乱与瘟疫破坏,比较阿拉伯它仍是块肥土。出征的穆民战士都从战利品及非穆斯林的税收等累积了巨额财产,且有教长为方便继续榨取非穆斯林的税收而不热衷于把他们改教。[[5]]

按玛谷立务(D.S. Margoliouth)在《穆罕默德与伊斯兰的崛起》(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的剖析,[[6]] 欧麦尔临死前所委任的六人哈里发推选团成员〔理论上应当是代表当年伊斯兰最资深、敬虔的领袖〕,除了阿里,其他的每个都拥有黄金白银好多万贯。欧斯曼本来就有钱,当年更成了首富。萨德(Sa‘d)说欧斯曼死时留下黄金15万第纳尔(dinars)、白银3,500迪拉姆(dirhems)、骆驼3,000、马匹无数、奴隶1,000,还有麦地那的豪华宫殿等。

此外祖百伊(Zubair)拥有黄金5万第纳尔,在几个大城建了豪宅;另有马匹1,000、奴隶1,000。塔哈(Talha)则从他在伊拉克的资产可获得1,000第纳尔。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历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History)[[7]] 说栽德(Zaid ibn Thabit)死时拥有庞大〔需用斧头劈开〕的金块银块以及10万第纳尔等等。[[8]]

伊教核心的传教、圣战与霸权主义在先知与所谓贤明哈里发极力的推动之下,配合创教初期战士的饶勇善战与激情投入〔也因发觉到原来参与圣战在物质上乃大大有利可图,摆在面前的是个有待征服的富饶新世界〕,加上对伊军有利的种种客观处境等因素,结合成为巨大动力,催促圣战部队勇猛进发,各处的攻占也皆势如破竹。接着伊教在占领区的铁腕统治,用尽各种欺压手段把辖下非穆斯林“次民”同化或制服;也因着“叛教者死”教法,信士只有进不能出,穆民群体乃不住膨胀。

按圣战研究学者雷蒙‧伊卜拉欣(Raymond Ibrahim),无论伊教是基于哪些因素获胜,它带来的革命是空前的:“以公元634[阿季奈迪恩(Ajnadayn)]的进攻为始的二十年内,黎凡特(Levant)区域〔即信仰的摇篮叙利亚〕还有埃及与亚历山大的伟大教省完了。接着在雅穆克(Yarmuk)战役[公元636]之后的七十三年,整个古老的基督宗教版图〔从东边的大叙利亚至西边的摩洛哥(Mauretania/Morocco)的约3,700英里土地〕已被伊斯兰永久占领。换句话说,三分之二〔或66%〕的原始基督教国版图,包括五个最重要基督宗教中心的其中三个即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已完全被伊斯兰永久并吞及阿拉伯化。”[[9]]

约始于12世纪,以突厥族为主导的后一波圣战狂澜乃更为凶猛严峻。结果在前后的整千年间,伊斯兰吞掉了更多的基督宗教江山〔涵盖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东欧与中欧部分地区〕;加上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处领土,它成了霸级世界帝国。这一切外表看来很是辉煌壮观,至于内部的霸权、逼迫、剥削、摧残、死亡、糜烂则是另一码子事!

(二)四大贤明哈里发大教长(Khalifa Rashidun)的建构与扩张

(1)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告崩,接着其亲密战友也是他岳父的艾卜‧伯克尔(Abu Bakr)〔全名Abdallah ibn abi Quhafa,其女儿阿依莎为先知宠妻〕被推选为第一任哈里发〔Khalifa,指先知死后带领伊教社体的继承人/大教长〕。艾卜‧伯克尔任大教长职27个月后病逝(632-634)。

他在任内的最大贡献是剿平穆氏死后好些企图挣脱麦地那统治的叛教战役(Ridda Wars)。按当代阿拉伯习俗,叛变部落或认为他们先前曾矢言归顺先知穆氏而对他应当有所承担,但如今先知即死对其继承人并无所承诺或亏欠,故乃决定不再向麦地那缴交标志臣服的教款(zakat)。在阿拉伯东北、北中与中部纳季德(Najd)、阿曼(Oman)、巴林(Bahrain)、哈德拉毛(Hadhramaut)等地区都爆发脱离运动。

其中最严重的祸患是麦加以南叶麻默(Yamama)地区哈尼法部落的穆赛利迈(Musaylima)。他乃是在伊历第九年才间接跟从几个伙伴入教,并与伙伴一起在叶麻默设立礼拜寺。过后穆赛利迈自称为先知且扬言跟穆氏一样从阿拉领受启示。穆氏死后他也停止向麦地那进贡教款。一位自称女先知的莎扎(Sajah bint al-Harith)跟他结婚也带领一批人加入其阵线。另有其他自称为先知的叛教者如图来哈(Tulayha al-Asadi)等。上述背叛或脱教群体都在一年内被艾卜‧伯克尔与其军旅剿灭或镇压。单在叶麻默就有约有两万叛军被杀!

看来大多数叛变群体原本并无攻打麦地那或以之为敌之意,只图在宗教上摆脱麦地那的辖制,但他们都被严厉对付。例如耶尔波部落(Banu Yerbo)的领袖玛立克(Malik ibn Nuweira)并无意叛教而只认为先知即已过世,他没意愿再为麦地那征收教款。结果艾卜‧伯克尔差遣卡利德(Khalid ibn al-Walid)领军讨伐,不单杀了玛立克,且把他的遗孀占为己有。可见伊教帝国从开始即追随其先知“叛教者死”的手段。这一切显示在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意识与霸权之下,无论是个人或群体都无所谓政治或宗教自主可言。

其实先知一死艾卜‧伯克尔就已按先知意愿计划好差派乌萨玛‧伊本‧宰德(Usama ibn Zaid)针对拜占廷王朝等进侵(futuhat)。然而碍于叛教浪潮,远征行动暂缓进行。平定叛乱之后,艾卜‧伯克尔的远征计划工尚未成即宣告逝世。按伊教传述,艾卜‧伯克尔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剿乱之后曾委托栽德‧伊本‧萨比特(Zaid ibn Thabit)收集了首部古兰经的残片汇篇。

(2)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在自称“穆民统帅”(amīr al-muʾminīn)之大教长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的统治期间(公元634-644),伊军在艾布‧乌巴喇(Abu Ubada)和卡利德率领下于公元634在叙利亚的阿季奈迪恩和迈尔季(Marj)进行屠杀,于635占领大马士革,并于636先后在伽迪细亚(Qadisiya)击败波斯和在雅穆克河一带击垮东罗马〔联合希腊人和信仰基督的伽珊部落阿拉伯人〕之合众军旅。

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乃于公元637先后沦陷。凯撒利亚(Caesarea)于640被攻取。伊军跟着于公元640征服埃及古开罗的巴比伦要塞,并于642攻取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阿塞拜疆、伊朗、库拉珊等区域都先后沦陷。伊军把伊斯兰版图从西边的利比亚推展至东边的印度河(Indus),以及北方的奥克斯河(Oxus)。哈里发欧麦尔堪称为早期伊斯兰帝国的大建构司。

除了替换首长等领导职位,欧麦尔大体上把占领区的行政事务继续交由原住官僚治理。他把帝国分为13个省区,并建设库法、巴士拉(Basra)、福斯塔特(Fustat)等为驻防城。欧麦尔设立了军警、行政、财务等部门,也开发运河以利农耕。在欧麦尔辖下,犹太和基督宗教徒被逼迁离纳兹兰和海拜尔,非穆斯林也被禁止进到麦加圣寺地区。是他制定圣迁年度为伊斯兰新纪元(Hijri)的开始。

欧麦尔于公元644年10月30日在麦地那圣寺带领拜祷时被一波斯基督教奴仆刺杀,三日后身亡。他临终前委任个六人都是麦加古莱什迁士的侯选团,并从中选出欧斯曼为大教长。据说他本来要的就是欧斯曼,且先下令选定后抗拒者死!欧麦尔是个强势大教长。及至时机成熟,他乃因行为不当罢免卡利德。据说他常调换总督以保持帝国的统一廉正。

补充资料:圣城耶路撒冷的沦陷 — 艾布‧乌巴喇和卡利德率领的伊军于636年8月在雅穆克河与东罗马统帅瓦罕(Vahan)的联军激战,六日后几乎把它剿灭了!从此赫拉克纽斯皇帝知道叙利亚的大势已去而退守君士坦丁堡。当年11月伊军前来围攻耶路撒冷,并于公元637的春天加以攻取。安提阿也于637沦陷。面对伊军给叙利亚基督宗教带来的大幅度摧残,耶路撒冷教长索弗罗纽斯发出以下感慨:

“萨拉森人的军队为什么要攻击我们?为何这么多的破坏和掠夺?为何无辜人的血不断涌流?为何天上的飞鸟吃人的尸体?为何教堂摧毁?被?为何十字架被嘲讽?为何基督圣名被亵渎?......复仇心切且憎恶神的萨拉森人......掠夺城市,摧毁田地,烧毁村庄,焚烧圣殿......在不断的战斗中,掳掠战利品,攫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这也是当代许多基督信士的感慨。征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欧麦尔身着骆驼毛便装进入圣墓大教堂视察。见此情景教长索弗罗纽斯感叹说,“这绝对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 站在圣地的行毁坏可憎者。” 忏悔者麦西慕(Maximus the Confessor)形容侵略军为沙漠野人、禽兽。西奈的阿纳斯塔修(Anastaxius of Sinai)说他们“或许比鬼魔更坏”。[[10]]

据说一份胪列诸多剥削与屈辱非穆斯林次民的《欧麦尔合约》(Pact of Umar)是大教长所制订,但有些学者认为它乃9世纪的冒名作品。显然针对次民〔特别是基督宗教徒〕的诸多剥削与屈辱条款,乃从先知穆氏与欧麦尔年代已推行,从相对宽容发展至越发严峻。例如穆氏曾说阿拉伯不能容纳两种宗教,欧麦尔乃把犹‧基教徒从伊教统治下的阿拉伯版图驱逐。[[11]]

(3)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

欧麦尔被刺杀后,欧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于公元644-656接任为伊教第三任大教长。上任后,欧斯曼继续推进对阿美尼亚(Armenia)和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Fars)及东部的库拉珊(Khorasan)等地区的征服,并于公元651占领全波斯。伊军也于647进一步侵犯拜占廷在北非与地中海区域的属地。

据说在内政层面欧斯曼优柔寡断,用人唯亲,任由朋党滥权,导致怨声四起。最终从埃及前来问责与讨伐的伊教部队先在先知圣寺攻击他,接着在其官邸把他刺死。按伊斯兰的传述,古兰经正典的编订在欧斯曼任期内完成,乃是他的一大功绩。

(4)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欧斯曼被刺杀后,才轮到已经等候多时的先知之堂弟与女婿阿里‧伊本‧达利布(Ali ibn Talib)接任为伊教第四任大教长。他接任后即把欧斯曼所委任的数位总督换掉,并把伊斯兰教首都从阿拉伯的麦地那转移至伊拉克的库法,因为当地人给他更大的支持;这也象征了伊教权力中心的转移。

古莱什哈希姆(Hashem)家族的阿里于公元656上任,随即面对身份为“教姆”[也是阿里岳母]的阿依莎与朋党领军敌对而爆发的“骆驼之役”内战。次年657跟着爆发欧斯曼的堂亲[ 即古莱什伍麦叶家族苏富扬(Suffian)]之子穆阿威亚(Muawiyah)与阿里之间严酷、被称为伊教首次大丑闻(fitnah)的隋芬(Siffin)内战。在双方持续的纠缠中,阿里于公元661被抨击他对穆阿威亚妥协的“卡利兹派”〔Kharijis,意为“出走派”〕极端教派刺毙;穆阿威亚则乘机建立他武功兴盛近百年的伍麦叶王朝。

在接着的权力斗争与内战中,阿里的次子侯赛因(Hussein)于公元680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被继承大教长职位的穆阿威亚长子耶齐德(Yazid)所杀。穆阿威亚对阿里的抗拒表面是怪罪阿里没有针对欧斯曼的死认真追究报复,其实是企图从阿里夺取哈里发宝座。阿里家族与穆阿威亚家族权位之争加上侯赛因被惨杀导致伊斯兰分为逊尼教派与什叶教派的大撕裂,千多年来仍在淌血!这一切都在先知穆氏死后50年内发生。有关详情后文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三)伍麦叶家族伊斯兰王朝(The Umayyad Dynasty,公元661-750)

上任为大教长的穆阿威亚开启了伍麦叶王朝91年的统治。他把首都迁移至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本来即欧斯曼派驻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督。埃及总督阿米尔‧伊本‧阿艾斯(Amir ibn al-As)给他撑腰。伍麦叶王朝启动了逊尼派伊斯兰帝国的世袭制度,从原本协商(shura)选贤与能变成家族传承;意识形态上从神权统治转为利用宗教的人为政教合一体制〔类似旧约扫罗时代以色列从神权转为王权〕。

伍麦叶王朝的一些武功事迹略述如下:公元674-677穆阿威亚曾带领大军围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不果。公元685-705在位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于692建竣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寺,并于698推动伊军攻占了北非大城迦太基(Carthage)及其他城镇。他指示伊拉克总督哈贾吉‧伊本‧尤素福(Al-Hajjaj ibn Yusuf,卒714)针对古兰经作进一步修订。公元706-715在位的哈里发瓦利德(Walid)摧毁原有的施洗约翰纪念教堂,并在其上盖建大马士革大清真寺。他逼死大马士革主教彼得,并残酷地逼迫其辖下的各处基督教会与信徒。

伍麦叶王朝的总督穆萨(Musa bin Nuyr)在掌控了北非后,命令柏柏尔(Berbers)族长塔力克(Tariq ibn Ziyad)率兵攻打安达鲁斯〔即西班牙〕。塔利克领军从摩洛哥北角的休达(Ceuta)出海,在直布罗陀小驻,并于711攻入西班牙。他的万多军旅大部分是北非柏柏尔原住民,一精选部队则是由阿拉伯人组成。当年西班牙西哥特(Visigoth)王朝的内乱成为伊军侵占的一个破口。为避免塔利克独揽大功,穆萨也随着加入攻打西班牙。过后大教长苏莱曼(Suleiman)因顾忌穆萨权势太大而召他回京,并控于滥权而加以监禁。

继承瓦利德为哈里发的苏莱曼命令伊军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717-718),但结果仍然是告败。当年保卫拜占廷京城的君主是利奥三世(Leo III)。另一方面,掌控西班牙后的继任总督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于公元731挥军北上攻打法兰克王国(Francia),结果被法兰克王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Tours)与普瓦捷(Poitiers)中间地带〔因此可称之为图尔战役或普瓦捷战役〕狠狠击败。伊军于公元717-718和732南北两条战线的的挫败为中古世代拦阻欧洲伊斯兰宗教化的壮举。[[12]]

另一边厢同样于公元711,伊本‧卡西姆(Muhammad ibn Qasim)率领大军攻入印度西北印度河流域的信德省,且在三年内控制了印度河下流区域。好些城镇向伊军屈服求和,有的也强烈对抗,尤其是拉惹‧达希尔(Raja Dahir)在他首都提????(Debal)的抗战。意图继续南侵的阿拉伯部队被罗湿陀罗拘陀(Rashtrakuta)王朝所阻挡。

伊朗东北奥克斯河域外(Transoxiana)等区域的征服(公元673-751)

这区域大体上涵盖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与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部分区域,主要目标为通商重镇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这区域曾先后在伊教将领乌拜伊杜拉‧伊本‧宰雅德(Ubaidullah ibn Zayyad,673-675)和后来的库拉珊总督库戴伊巴‧伊本‧穆斯林(Qutayba ibn Muslim,706-712)征服下归降。因地点处于中国西域的丝绸之路,唐朝曾支援当地佛教突厥族群抗敌,甚至于公元750与伊军开战,结果吃败战。

阿富汗部分地区也先后被侵,但喀布尔迟至约公元1000才向伊军屈服,伤亡惨重。无论如何,第七八世纪的贤明哈里发与接着的伍麦叶王朝为伊斯兰建立了一个横跨西班牙至印度河流域、涵盖欧亚非三大洲部分领土的大帝国,也缔造了一个含盖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拜占廷并以伊斯兰为主导的大文明。

大体上,伍麦叶王朝在武功层面大有斩获,物资丰富,文化上也有所建设;但内部的管制、信仰与道德层面却是十分世俗腐败。一些大教长定期酗酒荒宴,甚至与歌女裸体作乐。耶齐德一世且把一头称之为“艾布‧盖斯”(Abu Qays)的猴子视为宠臣带在身旁,当它意外死掉时还按伊教仪式埋葬![[13]]

伍麦叶的众哈里发中,欧麦尔二世(Umar II)可说最为敬虔,却在上任三年后(公元720)37岁时即被同僚毒死。这王朝不单杀害先知穆氏的后裔,也奢华腐败、歧视非阿拉伯的穆民群体,同时还残酷压制反对集团,至终被阿巴斯王朝所推翻。其末任哈里发马尔万二世(Marwan II)在被阿拔斯击垮后遁逃至埃及,就在那里被摘下头颅,据说其舌头且被割下喂猫!被推翻王朝一个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的王子侥幸逃亡至西班牙,并得以在科尔多瓦(Cordoba/Qurtuba)掌权(756-788)。他的一个后裔于公元929宣告成立西班牙哈里发国,持续至1031。

(四)阿巴斯家族伊斯兰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公元750-1258)

公元750,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宣告成立,并于762改在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建都。它至终于公元1258被蒙古大军摧毁剿灭。其统治年代通常被称为是伊斯兰统治的黄金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所谓黄金时期只限于前面的两三百年或更短些。阿巴斯王朝的开拓者为哈里发艾布‧阿拔斯‧萨法赫(Abu al-Abbas al-Saffah);他乃是以“穆罕默德与他的家族”伸冤报复及铲除世俗腐败为号召起义。

他的绰号“萨法赫“(Al-Saffah)意为“洒血者”(bloodshedder),而这正是他统治的本色,从一开始即大开杀戒。他的继承人曼苏尔(al-Mansur),甚至于被称为贤明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Harun al-Rashid)都是冷血杀手。铲除了伍麦叶的残余党羽后,他们转而干掉自家旗下的问题或嫌疑分子,包括贡献彪炳卓著的一些文官与武将,如艾卜‧萨拉玛‧赫拉乌(Abu Salama Khallal)、艾卜‧穆斯林(Abu Muslim)、伽利德‧巴尔玛克(Khaled Barmakids)家族等人。

艾布‧阿拔斯起义获得支持的一个因素是他乃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一个玄孙,因此是先知的族亲。早期先知受逼迫时阿巴斯曾加以庇护,但未归信伊斯兰,直到在白德尔的战役被俘而蒙先知给予机会自赎。配上艾布‧阿拔斯扬言为先知家族斗争的口号,民众看他与阿里的什叶派为同路人。其实艾布‧阿拔斯存心排挤阿里的后人而独揽大权。掌权后阿拔斯家族在信仰与道德层面虽表面看来比伍麦叶好,但仍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在阿拔斯建立的阿巴斯王朝权威与文化鼎盛的第九世纪,其“黄金闪烁”建设的后面乃隐藏着好些社会困境与危机。大教长在文化活动上可一掷千金,但草根百姓却仍民不聊生,普遍性的贫富悬殊常导致社会动荡。例如因不满王朝对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侵略,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一伊朗非穆斯林地方首领巴拔克(Babak)于公元817发动叛变,虽过后被剿灭却也给王朝带来了严重打击。继之在巴士拉“辛吉”(Zanj)黑人奴工营的奴隶在挣扎求存下也于世纪中期群起造反,好不容易才被帝国粉碎。

因此曾经支持阿拔斯的不同族群,包括在边疆与被边缘化及受压制者、经特别培训的奴隶/马穆鲁克军团(mamluk)、什叶派与极端教派等,过后乃自立或倒戈抗衡,或对内争夺权位,以致截至第十世纪其版图实际上已分裂为自主的数大板块,如埃及、北非、西班牙、伊朗、库拉珊、奥克斯河域外和安纳托利亚等区域。它们在形式上或仍承认阿巴斯王朝的主权,但实质上却是加以挟持利用或各行其道。

王朝中央的可悲处境可从历任哈里发大教长的遭遇一见端倪。从公元750至1258的500年间,曾有37位大教长出任。头百年者还算可掌握大局,及至贤明的哈伦大教长时期可谓文武成就都到了顶峰,但在接着的约300年情况却常是暗流汹涌、动荡不安。在王朝前后500年期间,历任的37位哈里发中就有14位被杀,有者乃被致瞎而加以罢免。

阿巴斯王朝与中古文明交汇的黄金年代

正如上述,从武功与统治版图角度看,伍麦叶王朝已把伊教帝国推向一个高峰。阿巴斯王朝表面上只能加以维系,而内部乃随着年日趋向四分五裂。但在文明交汇层面,阿巴斯王朝确实有功于促成一个东西文明交汇的黄金时期。因这一段文明交汇的辉煌表现,好些学者以为整个阿巴斯王朝都成就辉煌,其实这乃以偏概全。

促成相关文明创举的关键因素在于之前的伍麦叶王朝建都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即早已是个深受古埃及和基督‧犹太宗教以及希腊‧罗马西方文明影响的大城。如今阿巴斯王朝建都的巴格达,也早已是个从古巴比伦、亚述以至波斯文明传承的中枢,加上从中国与印度传递的文化元素,可说是汇合了东西方文明河流的大成。当代的东罗马/西亚本来就比西罗马/西欧有更丰厚的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西亚这广大的区域人密地沃,物资丰饶,贸易通行。若有人加以智慧管制经营,真可得天独厚,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而发展福泽;与阿拉伯大体上荒芜落后的处境对比,真有天渊之别。从阿拉伯蜂拥而出的大批帝国殖民统治臣民,见了莫不大开眼界,择肥吞噬。就在这关键年代,阿巴斯统治者中出现几位具广大眼光与胸襟的大教长,促成了一个文明交汇的黄金契机,不单满足了个人需要〔特别在医药〕,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一般认为,这伊斯兰中古黄金时期的功臣为贤明哈里发哈伦(786-809)和其继承王位的儿子第七任哈里发马蒙(al-Ma‘mun,813-833)。哈伦常赞助艺术、文学和科学等活动。马蒙则在巴格达设立了“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邀请来自犹太教、基督宗教、祆教和兴都教等不同背景的学者把古代希腊及叙利亚等语文的哲学、医学与科学等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过后也有些穆斯林学者参与其中。好些在这期间翻译为阿语的著作过后透过西班牙等地区传递给欧洲社会,影响其14世纪的文艺复兴。

在伊教神学上,马蒙与两位继承人穆塔西姆(al-Mu‘tasim,833-842)和瓦迪克(al-Wathiq,842-847)强制教徒接受受希腊哲学理性与自由影响的穆尔太齐赖学派(Mu‘tazilite),特别强调古兰经是被造而非如传统保守派所说的永恒。他们设立裁判制(mihna)迫使教徒就范,结果却给自己带来反弹而加以修正。日后艾什尔里的保守主义路线(Asha‘rism)掌控伊教神学主流,显示阿巴斯意图掌控伊教神学路线的失败。

不同学者对所谓伊斯兰“黄金时期”概念的理解〔如涵盖哪些领域 — 军事/文化?〕与年代的长短具有不同看法。从军事与王权角度看,犹如上述,随着哈伦与他后裔的统治,在接着的约300年王朝已趋向分裂衰败。若是从学术、文化与商贸层面的发展看,笔者认为可算它个前后约200多年的黄金时期吧!

(五)突厥奥图曼帝国(The Turkish Ottoman Empire,公元1258-1922)

中古世代崛起于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土耳其〔三个具有相近含义的地名〕的突厥族奥图曼王朝,前后统治了伊斯兰帝国600多年才于公元1922由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在15~16世纪高峰期,奥图曼帝国曾统治中东/西亚、北非、中亚,以及欧洲东南部包括今日的匈牙利、巴尔干、希腊等和乌克兰部分地区。

突厥原是中亚游牧民族,早些年代突厥人曾有归信基督教、佛教和精灵崇拜等其他信仰,但迁徙并进军西亚后更多被伊斯兰教同化,其后且成为了伊教最蛮强的战士。先有塞尔柱突厥部族(Seljuk Turks)的王朝,公元1299-1324期间看到突厥乌古斯部族(Oghuz)在欧斯曼一世〔亦称欧斯曼‧加齐(Osman Ghazi);“加齐”指骑劫士〕率领下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庇推尼(Bithynia)一带崛起,进而南征北伐扩张疆界后建都于今日土耳其靠近布尔萨(Bursa)的瑟于特(Sogut)。

新兴的欧斯曼〔也叫奥图曼〕王朝取代了之前遭蒙古军打败而走向没落的塞尔柱王朝。欧斯曼的孙穆拉德(Murad)为王朝设定建构宏图,中古不同突厥族群〔特别是塞尔柱与奥图曼部族〕于各处侵略的主要对象乃日趋衰落的基督教拜占廷王朝。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安纳托利亚这一块涵盖古代小亚细亚和加拉太等省份、属于拜占廷最为富饶、多元、城市化与基督教化的一个区域。使徒保罗的老家大数和约翰启示录的七个城市等都在此。

奥图曼帝国之前的塞尔柱王朝创立者苏丹图格鲁勒‧贝(Tughril Bey)曾于1049杀入处于安纳托利亚之东基督教国阿美尼亚的阿兹登城(Arzden),几乎杀尽了城里的所有15万人。他绰称“阿尔普‧阿尔斯兰/勇猛狮子”(“Alp Arslan / the Valiant Lion”)的儿子苏丹穆罕默德也于1064侵入阿美尼亚号称“1,001座教堂之城”的首都阿尼(Ani)大开杀戒,摧毁教堂与修院,使得城内堆满死尸,连走路的通道都堵了!同样的是这头“猛狮”于公元1071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战役大败拜占廷部队,且俘虏了皇帝罗曼努斯(Romanus),实质上掌控了整个安纳托利亚。

接着的突厥奥图曼王朝崛起时,曾在西亚叱咤风云的蒙古势力因频密内争已趋弱,且于1260年的艾因‧札鲁特(Ain Jalut)战役被埃及马穆鲁克名将拜巴尔(Baybars)大大挫败。截至第十四世纪后帖木儿年代(post-Tamerlane)西亚的蒙古势力不再,加上曾称霸一时的塞尔柱势力也趋衰微,导致奥图曼王朝乘机攻占更多拜占廷领土而成为新霸主。在14世纪它已侵占了东欧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科索沃、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地区。

奥图曼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51-1481)于1452年底召集十万大军前来围攻君士坦丁堡,终于1453年5月29日攻下而“收拾”了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其最后一任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乃英勇抗战至死。当年守军只有7,000人,包括外地人2,000。当奥图曼突厥部队攻破城堡时,乃在苏丹准许下疯狂地进行纵火、破坏、屠杀、抢夺、掳掠、奸淫。躲避在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的数千民众也都遭殃,有的在祭坛上被奸被杀,包括许多修女。教堂的圣像、圣画和圣十字架等圣礼用品乃被践踏、破坏、咒诅和亵渎。城内其他教堂与修道院也都遭受同样厄运。

穆罕默德二世进到大教堂先糟蹋其祭坛,后加以清理并指示教士上讲坛作拜祷宣礼,接着自己也上去作祷告,就这样把当年基督宗教最宏伟的圣堂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为庆祝战胜,苏丹在夜间把许多俘虏拉出来活活砍死助兴。除了随意屠杀,他也纵欲狂饮并奸污异性及同性男女。他早些被立为王之时,就已杀了19个亲兄弟和3个他们已怀孕的妾,以避免日后同室干戈篡位。沦陷的城堡有多达45,000人被贩卖为奴隶。穆罕默德二世因这战功被看为伊斯兰英雄;欧斯曼王朝也因而成了威名远播的奥图曼大帝国。[[14]]

截至15世纪末,基督宗教徒在西亚与北非已沦为极少数。延绵许多世代的战乱导致土地荒废,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人口也从高峰期的约1,200万锐减了一大半。另一方面,蒙古人的后裔于公元1526至1857年间转而在印度建立了统治广大幅员的莫卧儿(Mughal)伊教王朝。

接着的两百年间,奥图曼军团继续南征北伐攻取了中东、北非、东南欧的巴尔干,远至中欧的匈牙利等地区。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于1683年7月授命首相慕斯达发带领20多万大军前去围攻奥地利哈布斯堡(Hapsburg)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眼看就快把城攻下了。在极其紧急的关头,幸亏于9月12日获得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三世(Jan Sobieski III)带领的援军杀入重围,击垮奥图曼军队〔奥图曼第一次围攻维也纳是在1529苏莱曼大帝时期,唯不得逞〕。约翰‧索别斯基也成了拯救欧洲脱离伊教进侵的英雄。[[15]]

接着奥地利与波兰所组成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还有随后加入的俄罗斯,乃合作对抗奥图曼帝国。在1683-1697年间两边打了15场战,基督宗教方胜了其中12场,逼使奥图曼于1699签署认输的《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退还之前所侵占的大片土地,至此千年来威吓欧洲的伊斯兰势力转向衰弱。[[16]] 随之欧洲也走向现代化而振兴。

来到19~20世纪初,现代化的苏联与西方列强逐渐收复了巴尔干、希腊、塞尔维亚、高加索;法国占有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摩洛哥〔与西班牙共治〕;英国统治埃及、苏丹、伊拉克、外约旦、也门、阿曼;意大利拿下利比亚。19世纪的奥图曼挣扎于采纳西方的经政、教育和科技等措施,以图振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ajid I)和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于1839-1876年间所推动的“坦齐马特” (Tanjimat)重整运动带来一些更新。接着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上位时也颁布开明新宪,但过后又因个人利益与保守宗教主义受阻。

1908年改革派“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与军人密谋刺杀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果,然而苏丹仍于1909被罢职。在他任内曾有许多阿美尼亚基督教徒遭杀害,加上1915年期间的灭族行动共有一两百万基督宗教徒死在奥图曼的杀戮之下。奥图曼帝国参与一战(1914-1918)且与德国同沦为战败国,导致战后其版图被胜方盟军瓜分或因地区性国族主义的崛起而分裂。1918年11月,法国、英国与意大利盟军进驻君士坦丁堡,并于1922签署《洛桑条约》(Lausanne Treaty)后才退出。

 

新政权召开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于1922年11月宣告废除奥图曼苏丹制,并将其末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放逐于意大利。自公元1299统治至1922〔前后共623年〕的伊斯兰奥图曼大帝国就此完蛋。1923年10月,大议会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立安卡拉(Ankara)为首都,并宣告穆斯塔法‧凱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为首任总统。

1924年3月最后一任奥图曼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Abdul Majid II)也被罢黜,就此结束了先知死后由艾卜‧伯克尔传承下来、理论上赖以领导普世穆民社体的伊教大教长哈里发制度。1928年的修宪除掉了1924年宪法中“伊斯兰是国家宗教”(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的字眼,正式宣布土耳其为世俗国。语文上则去阿拉伯化改用拉丁字母。1930君士坦丁堡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

然而源自内地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在上世纪50年代复苏,虽受军方压制仍于80年代赢得选举。苏菲派和魅力教士赛益‧诺希(Said Nursi,1877-1960)的非暴力复兴运动在其中发酵影响。自2002年由埃尔多安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登台执政,利用宗教化气势以巩固其政权。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沦陷时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后于1934改为博物院;埃尔多安于2020年7月再把它转为清真寺用途。[[17]]

(六)壮观帝国内部的撕裂: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尚在淌血的大灾难

上述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乍看辉煌壮观,但内部却蕴藏个自我撕裂、至今尚在淌血的灾难。普世伊斯兰乃分裂为逊尼(Sunni)与什叶(Shiah)两大教派。逊尼派约占普世穆斯林的85%~90%,什叶派约有10%~15%。逊尼与什叶派分裂的主要原因不在教义而在政教权位之争。问题出在穆罕默德先知死后,当由谁成为“哈里发–继承人”(khalifa),作领导整个穆民社体(umma)的大教长?相关的权位之争即此灾难的根源。

按伊教传述,先知穆氏逝世后这边厢女婿阿里和阿依莎等忙着给先知洗身准备下葬,另一边厢卡兹拉茨部落的赛益达(Sa‘idah)家族急忙在麦地那某处院庭(saqifah)聚合,意图抢先推选辅士即他们的族长萨德‧伊本‧乌拜达(Sa‘d ibn Ubaidah)为先知的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等随后赶到,强调继承人只能从古莱什的迁士中选出。在场另有一位曾参与白德尔战役的战士哈拔巴(Habab)则提议各从辅士和迁士中选出一位共同领导穆民群体;这些不同立场引发激烈争论。

在那关键时刻,欧麦尔举起艾卜‧伯克尔的手矢言支持他成为哈里发,并得到其他在场者响应,唯萨德‧伊本‧乌拜达跟欧麦尔之间因而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历史家泰伯利(al-Tabari)形容他们的吵架就像以前无知时代一样激烈。但有些先知的同伴认为整个过程都有问题,原因是一切来得太匆促。阿里不愿矢言效忠艾卜‧伯克尔,因而引发两派人士间的张力。有学者说六个月后阿里曾向向艾卜‧伯克尔表示效忠(bay‘ah),有的则说阿里并未曾这么做。

按什叶派立场,哈里发必须出自先知穆氏的血统直系;但因先知的两个儿子夭折,故哈里发职当由女婿阿里(Ali)和其儿子哈桑(Hassan)与侯赛因传承。逊尼派则认为属于古莱什部落的任何贤能者都可被推举担任此职,如先知的同伴与岳父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等。结果逊尼派胜出成为主流,但过程却引发伊教整体的大撕裂如下:

推选前三任大教长的过程有些张力但没有什么大问题。艾卜‧伯克尔(632-634)、欧麦尔(634-644)和欧斯曼(644-656)他们三位都是先知穆氏的资深同伴与战友。前两者还是他的岳父,而后者是他的“双珠”女婿,先后娶了穆氏的两个女儿。但意料不到第四任的阿里(656-661)一上任即爆发内战,即所谓的“骆驼战役”(Battle of the Jamal/Camel)。

上文提到推选前三任大教长期间有些张力,原因在于阿里一派认为,其实先知在世时曾表明要阿里作他的继承人但他却一再被排挤。他们强调先知于公元632辞世前于伽迪尔‧库姆(Ghadir Khumm)的最后讲道中曾拉着阿里的手说,“我是谁的监护人(Mawla),阿里就是谁的监护人”;且在讲词中称他为教长(Imam)、统帅(Ameer)、继承人(khalifa)。看来是为了“敬老”也为顾全大局等因素让阿里与同伴忍气吞声。待至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被刺杀后阿里才有机会上台,却意料不到立即引发显然是伊教历史内部的首次大屠杀与丑闻(fitnah)。

令人十分震惊的是,引发“骆驼战役”大丑闻的主角竟然就是先知的尊贵宠妻 — 身份乃为“穆民大教姆”(Umm Mu‘mineen),也是阿里的“干岳母”阿依莎;因阿里的妻子法蒂玛(Fatimah)乃先知的女儿,由原配赫蒂彻所生。“穆民大教姆”〔在穆氏妻室中,阿依莎影响最大〕引军讨伐“穆民大统帅”(Ameer Mu‘mineen)干女婿,原因是后者曾在某次穆氏夫妇关系紧张期间发言得罪她而怀恨在心。同时相信她也为参与内战的家人存有政治野心,然而表面因素是说不满阿里未曾尽快为被杀的欧斯曼报复。

阿依莎连同她两个姐妹的丈夫〔自家人〕达哈(Talhah ibn Ubaydullah)和祖百伊(Zubayr ibn al-Awam)〔名份上也可说是阿里的“干姨丈”;祖百伊且是阿里的表兄弟〕,率领3万战士问罪攻打阿里。达哈与祖百伊曾是先知的资深战友〔因此也是阿里战友〕,且都被先知称为死后包上乐园的“乐园之友”,显然也都具有任哈里发的资格。因此套于基督教观念,敌对双方乃类似彼得、雅各和约翰等“使徒级”领袖!

阿里以2万兵迎战,结果两军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展开厮杀。阿依莎方被打败,双方共死了整万人!阿依莎乃乘坐在一骆驼上参战,故这场内战被称为“骆驼战役”。达哈和祖百伊两位乃战死沙场。阿里则厚道地护送教姆/岳母回麦地那。逊尼与什叶两教派都尽力把引爆内战的起因归咎予对方〔可在网络参阅相关资料〕,但无可否定的是先知穆氏才死了约24年,白骨未枯就已经爆发先知自家人亦是教胞的大残杀!

事隔一年的公元657,伊教内部爆发了教胞之间的第二大屠杀/丑闻。其时,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总督是穆阿威亚〔他的父亲苏富扬本是麦加古莱什敌对伊斯兰的头头,在麦加沦陷前夕才加入伊教;苏富扬也是穆氏的一个岳父〕。穆阿威亚不服阿里的领导,并企图夺取哈里发大权而敌对阿里。他也控诉阿里未曾积极替他被杀的族亲欧斯曼报复并以此为表面借口敌对他。苏富扬与欧斯曼乃属古莱什颇具影响的伍麦叶家族,穆罕默德则属于哈希姆家族。因此穆阿威亚与阿里之争可说是古莱什教胞中两大家族之争,进而演变为逊尼与什叶两大教派之争。

为此阿里从伊拉克的库法带动8万军人兴师讨伐,穆阿威亚则以12万战士迎敌,两军在靠近今日叙利亚拉卡(Raqqa)城河边的隋芬古镇进行大厮杀。结果穆阿威亚那边死了4万多,而阿里这边也死了2万多人,伤亡惨重,成了先知死后25年来另一自相残杀的大丑闻。为避免给人丑闻不断的印象,伊教学者通常把这个说成是第一大丑闻,其实它是紧接骆驼战役之后的第二个。〔当然也可把先后两者合为第一大丑闻。〕

战斗中,穆阿威亚军方居于下风。眼见灾难临头,也惧怕教胞相残会导致外敌入侵,穆阿威亚方有人在枪口高卦片段古兰经文表示要求和解。阿里见状虽在沙场占上风仍同意和谈,但在谈判中却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局面。他阵营中有一批战士认为这是懦弱妥协而深表不满,为此离弃阿里而被称为卡利兹〔离弃/出走〕派。他们认为穆阿威亚与阿里双方都不按阿拉旨意行事而都是该死!结果一个不满的卡利兹于公元661把阿里刺死。

阿里被刺杀后,掌控叙利亚的穆阿威亚自任为哈里发。他也已买通了埃及首长阿米尔‧伊本‧阿埃斯(Ameer ibn al-As)以获支持。另一方面,伊拉克库法的穆民则推举阿里的长子哈桑为继承人,并鼓励他讨伐篡位的穆阿威亚。面对强敌,哈桑自知弱势只得委屈接受恩俸金退位“荣休”。谈判过程中有支持者不满哈桑的懦弱表现而砍伤他的腿。获得了权位穆阿威亚仍不放心,于是用金钱与谎言买通哈桑的妻子朱达(Ju‘da)把亲夫毒死!

哈桑被毒死后,其弟侯赛因要讨回公道,同样从库法带了一批人马向大马士革进发。这时穆阿威亚已死,哈里发宝座已传给他儿子耶齐德。就在公元680〔先知穆氏死后不过48年〕,耶齐德委派基雅迪(al-Ziyad)领军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加以围剿,欲强迫侯赛因向耶齐德屈服。

侯赛因不肯就范,但属下的整百人敌不过敌方约4千人。结果基雅迪部队以乱箭与刀枪杀掉侯赛因、他的家人〔包括抱在他怀中的一个婴孩〕和许多随从。基雅迪且砍下侯赛因头颅后加以践踏、鞭挞,然后呈献予大教长耶齐德!先知的堂弟/女婿与爱孙竟然如此这般惨死在逊尼派的教胞手下 —— 千多年来这烙印在什叶派意识中,成为无可宽恕的血海深仇。

侯赛因被杀的680年10月10日可说是标志了什叶派诞生的纪念日,也成为什叶派每年热情纪念侯赛因信仰激昂牺牲的圣日。这事件乃是伊教内部教胞自相残杀的第三次大屠杀/大丑闻〔一般伊教学者把它当着是第二次〕,都在穆氏死后50年内发生,且就发生在他至爱的家人身上!接着伊拉克曾发起两场针对耶齐德一世的内战:一场由较小群的“愧疚者”〔Tawwabin;因愧疚未曾尽力护卫侯赛因〕组成,另一场势力较强大者乃由穆克塔‧阿达卡非(Mukhtar al-Thaqafi)领导,结果两者都被耶齐德击垮。

从此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张力与斗争不断,直到当今21世纪!过后推翻穆阿威亚伍麦叶王朝的阿巴斯王朝乃是以替先知穆罕默德家族报仇的口号起家,过程中也血迹斑斓。继承阿巴斯王朝的逊尼奥图曼帝国对什叶派在伊朗势力的扩张无能压制,只得让它于公元1501-1722在其版图内建设“国中之国”什叶派萨法维(Safavid)王朝。萨法维王朝定都于伊斯法罕(Isfahan),且把它建得美仑美奂。

萨法维王朝过后因内部的分裂腐化而没落。1925-1979年间巴列维(Pahlavi)王朝的统治显示民众对一个强势中央政权的需求。巴列维王朝于1979被大教长柯梅尼发动的革命推翻,建立了伊朗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创建至今,伊朗给世界各处的逊尼派政权〔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与其盟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十分的冲击。1981年9月间爆发前后打了八年的伊朗/伊拉克“两伊”战争,导致上百万人伤亡,也几乎把两个国家都搞毁了。这都是穆斯林教胞彼此自相残杀的后果。

公元2010年底于北非和中东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改革运动开始时似乎是为了社会正义,但随着一些圣战军团特别是伊斯兰哈里发国(俗称ISIS或IS)的搅局,很快地演变成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殊死战。跟着是打得你死我活而使生灵涂炭的叙利亚、伊拉克与利比亚内战,还有当前仍在燃烧不息的也门战火;其根源都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的教派撕裂。

主耶稣所说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太26:52)这句话,显然活现于伊斯兰历史轨迹。最可悲的是教胞之间自相残杀。穆罕默德杀了好多人,结果他可说是〔局部的〕被一个寻求报复的妇人毒死。第二任大教长在麦地那圣寺被属下奴隶刺死。第三任大教长也同样在圣寺被教胞刺杀,后死于其官邸。第四任大教长甚至是于斋戒月期间在库法的大教堂被教胞刺杀。接着他的长子哈桑被大教长穆阿威亚用手段毒死,而他的次子侯赛因则惨死在继任的耶齐德手下。

上述伊斯兰帝国的奠基者几乎都是死在自己的教胞手中。还有更多述说不尽的血泪故事!显然穆民群体从创教开始即面对叛变、内战、暴力与恐怖行径,加上对异教徒的压制逼害,至今未息。据说伊教先知曾说,“若我的跟随者拔刀出鞘,他们再也不会收刀入鞘,直到世界的末了。” 看来这句话一直应验在伊教对外与对内的史迹,而穆氏本身与其最亲密的“使徒级”伙伴实际上都是最先“拔刀出鞘”者 —— 如此这般怎能说伊斯兰教是个和平宗教?!耶稣基督的箴砭之言“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乃体现其中。

(七)霸权伊斯兰主义幽灵不散

回顾历史:横跨公元622至1924、前后经历约1,300年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终告瓦解,普世穆斯林社体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建立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传教与圣战,继而有四大贤明哈里发的传承,以及随之伍麦叶、阿巴斯和奥图曼王朝的扩张,庞大的伊斯兰帝国乃在刀光剑影之下铸造起来。若非拜刀剑之赐,伊斯兰或在第七世纪崛起时早已胎死于麦加与麦地那。公元624的白德尔凯旋与630征服麦加之后,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乃纷纷向穆氏的“霸权伊斯兰主义”(Imperialist/Hegemonic Islamism)屈服。

但对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屈服不一定是对真主“阿拉”的真诚降服;何以见得?从穆氏一死,阿拉伯各处立即爆发叛教或自立斗争,不愿再接受麦地那权势的掌控便可见一斑。面对各处叛变,继任大教长艾卜‧伯克尔不得不在第一时间紧急发动追剿行动,强势实施“叛教者死”杀了数万人。这是所谓“霸权伊斯兰主义”的具体展现。“霸权伊斯兰主义”是“顺之者生,逆之者亡”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称无论如何先知穆罕默德与他的伊斯兰都绝对正确,全人类都当向它屈服。

虽然历史形态的伊教帝国已随着奥图曼帝国的崩溃告终(1924),但它死而幽灵不散,百年来都一直有些集团意图使它以不同形式还魂。意识形态的伊教霸权主义不易去除,因它本质上乃是伊教独有的DNA核心元素。早年阿富汗的贾玛‧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97)、埃及的赛益‧库图(Sayyid Qutb,1906-1966)、巴基斯坦的阿布‧艾拉‧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1903-1979)、伊朗的阿亚图拉‧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等都曾倡导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国际”,目的为团结全球穆民以壮声势。但至今看来,“伊斯兰国际”乃面对更严峻的内争与分裂。

当今联系普世伊斯兰国的主要机构是于1969组成、具57成员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简称OIC;前称“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中53国穆民人口占多数。随着“阿拉伯之春”,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联合之前的盖伊达等恐怖集团于2013组织了逊尼派“伊拉克和黎凡特/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Syria,简称ISIS / IS / DAESH〕。他们发动极惨酷的圣战,扬言欲建立末世“伊斯兰哈里发国”。它乃针对性攻击什叶派政权以及雅兹迪(Yazidi)和基督宗教等少数族群,且联络非洲与东南亚等地的圣战恐怖组织滥杀无辜。其终极性目标乃企图引发末日圣战,为伊斯兰攻占全世界!

回顾历史,伊斯兰宗教固然在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地区,它大体上乃是和平传播。但以本章上述的大板块区域与年代而论,称之为“霸权圣战伊斯兰主义”大体上没错。第八世纪伊拉克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与门生、叙利亚的奥扎伊(al-Awza‘i)和沙斐仪(Shafi‘i)等学者/学派把世界分为两大板块,即“伊教之家”(Darul Islam)与“争战之家”(Darul Harb)。他们主张异教徒乃属于当加以征服的后者,而穆斯林叛教者当加以处死,充分展现“霸权圣战伊斯兰主义”精神。按传统,居间的所谓“条约之家”(Darul Sulh)实际上乃是犹太与基督宗教徒等被逼缴交保命费(jizya)的受压群体。

按伊教建立在古兰与圣训的核心信念而论,犹恐掌控这霸权精神的幽灵甚难见死!伊教至今从未为其过去霸权圣战给非穆斯林和改教者带来的灾害致歉。其实恰恰相反,在2013年2月5日埃及电视台的一次访谈,当代逊尼派最著名的学者即埃及穆斯林弟兄会的精神领袖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公开表示,“极需杀死叛教者以保存伊斯兰 —— 若非如此穆罕默德死后至今伊斯兰早已完蛋。伊斯兰的众多典籍都支持‘叛教者死’教义。”[[18]]

伊斯兰自创立以来对“异教徒”的杀戮与伤害,真是罄竹难书。虽然早已帝国梦碎,许多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却变本加厉,在世界好些地区对非穆斯林特别是基督宗教徒的逼害从未止息。[[19]]

伊教研究学者史迪凡‧布兰敦(Stephen Blanton)引述比尔‧华纳(Bill Warner)所著的《伊斯兰三部曲》(The Islamic Trilogy,2006)资料谓,伊斯兰自始至2006前后杀害了两亿七千万人!至今仍不时逼害基督宗教徒,可惜一般主流媒体或因无知、偏见、惧怕或“政治正确”而不给予报导。当代也有些开明派穆斯林对宗教暴力不表赞同,但更多穆民乃保持缄默或无奈地旁观,所以于事无补。[[20]]

宏观而论,伊斯兰主义分子甚难于当前世代铸造些什么具体军事/政治哈里发国。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会企图在所在国,特别是所移居的西方国土,操控或影响社会舆论与经、政、法、教育等架构的布局。史迪凡‧布兰敦在他网页列出当代伊教主义分子尝试用以达到上述目标的八个“圣战”策略如下:

  1. 1.人口〔可以有四个妻子,每个生儿养女;移民〕
  2. 2.传媒〔政治正确;敌对基督教的论述〕
  3. 3.教育〔修正历史;重写通用的学校课本〕
  4. 4.经济〔石油武器;破坏产业〕
  5. 5.武力〔集体或“独狼”式谋杀,制造恐怖〕
  6. 6.法律〔侵略性诉讼,强索伊斯兰教权益〕
  7. 7.救济〔只救济穆斯林,不管非穆斯林死活〕
  8. 8.政治〔颠覆政府机构〕

在意识形态层面,欧洲的传统基督教社会早已面对上述从伊斯兰主义而来的侵蚀,加上世俗主义的巨大冲击,至终败下阵来。北美的传统基督宗教社体也早已在人本世俗主义的冲击之下溃不成军,迟早也将面对从伊斯兰主义而来的更大挑战。为此不得不儆醒警惕,免得世代传承的信仰与价值观被进一步颠覆而沦失。

若社会每个宗教群体都遵守君子和平/公平竞争的规范则另当别论,但伊斯兰霸权主义乃“挟持阿拉”,自义自大非要把非穆斯林尤其是基督宗教打压不可。在西方社会他们乃充分利用民主、人权和公平机制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权益,但在穆民主导的社会他们从来不会公平对待非穆斯林,反而处处排斥压制。穆斯林公然批判基督宗教信仰乃是替天行道、理所当然;但若非穆斯林批评伊斯兰,他们则看为是亵渎宗教而喊打喊杀。

历史显示伊斯兰强权统治下的其他宗教迟早要被削弱甚至消灭!在伊斯兰掌控下,宗教上绝无所谓和平共存、平起平坐。在伊教政权下,经政、文教和传媒等机制都已掌控在穆民手中让他们充分利用,以控制非穆斯林宗教的传播,同时扩大及强化自我势力。法律层面上,一些伊教国家制定所谓的“亵渎法” 〔如巴基斯坦等〕把批评古兰经和/或先知穆氏者处死,或“脱教者死”的严厉伊斯兰教法(Sharia),让非穆斯林甚至穆斯林社群陷入紧张恐怖氛围。霸权伊斯兰主义的扩张,势将成为人类文明大灾难!

伊教意图掌控世局的野心不死,主要原因在于它自认为是唯一“奉天承命”、蒙召以建立政教与生活各层面皆合而为一的神权宗教,并以此讨真主阿拉喜悦,获得今生来世的报偿。彼得‧翰蒙德在其《奴役、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历史根源与当代威吓》(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一书中指出穆斯林通常如何策略性地进行对社会全面性的渗透与掌控。

按翰蒙德剖析,无论在哪个社会,若穆斯林只占人口2%,他们一般上可和睦相处。若占有2%~5%,便会开始招人入教,特别锁定少数族群、囚犯和街党等成员。来到5%时,将企图推动食品“教规化”(halal)及在穆民社体中体现宗教法等相关措施。及至10%时,他们将尝试使用暴力争取群体利益。若已达20%,暴力与恐怖行径将升级。当人口达60%时,也是开始限制和压制非穆斯林群体的时候。占80%多数后,将给非穆斯林带来更粗暴与频密的压迫。然而100%伊斯兰宗教化的群体并不保证带来和平幸福,因族群中的极端分子将转而对付“非我族类”的教胞而制造内部冲突和分裂。[[21]]

虽然随着人口比例增加而逐渐伊斯兰教化的趋势不一定通行无阻,但无可否认只要有人以伊斯兰名堂号召挑唆,许多穆斯林极可能就被伊教霸权主义要挟拉着走。当前许多西方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土生穆斯林与移民,不得不对相关威胁倍加防备、警惕!无独有偶,俄罗斯社会学家雅科夫也描述了一幅伊斯兰的绿色扩张路线图:[[22]]

  1. 1.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或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 2.既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他们” 出入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
  3. 3.第三步,你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又过了多年,而现在,据说这些傢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擅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让“我们”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下。
  5.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 6.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这时,“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激进派”就来杀人放火,而“无间道”是不管文的武的都活动不歇。
  7.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留在那里的同胞被迫害......要么,奋起反抗。
  8.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得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不,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雅科夫感叹:“自由、宽容、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结语

知己知彼,评论伊斯兰的圣战、内争內战、政教合一与宗教霸权之余,不得不承认自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促成的政教混合局面以降截至20世纪的一些残余事件,西亚与欧洲的基督宗教与伊斯兰同样陷入类似的泥潭,包括内部的分裂与残害异己,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必需明确指出,发生在伊斯兰者乃出自其本质与本源〔根据古兰经、圣训与第一代圣门子弟言行〕,而发生在基督宗教者乃因违背其本质与本源〔耶稣基督与其福音的内涵与精神、新约经典与使徒典范〕,因此彼此间的核心差异不能等同并论。罗马大公教会也曾公开为过去的相关败行深省悔罪,并向受害者谢罪 —— 伊斯兰能吗?[[23]]



[[1]]     被称为“贤明”是逊尼派的共识, 什叶派认为只有第四任阿里是“贤明”, 其他的都有问题。

[[2]]     例如 Islamic Jihad/Imperialism。

[[3]]      Peter Jenkins, Jesus Wars: How Four Patriarchs, Three Queens, and Two Emperors Decided What Christians Would Believe for the Next 1,500 Years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pp. 256-258。

[[5]]      Joel Carmichael, The Shaping of the Arab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6]]     D.S. Margoliouth, 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 (London, 1931)。

[[7]]      Bernard Lewis, Islam in History (New York: Alcove P), 1973。

[[8]]      另参 E.A. Belyaev, Arabs, Islam and the Arab Calipha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New York: Praeger, 1969) 和 William Mui, The Life of Mohammed (Edinburg: J. Grant, 1923) 等资料以了解更多当代情况。

[[9]]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42-43。这本书根据原始资料论述了伊斯兰与基督宗教在公元636-1683之间发生过的八大战役, 是研究相关历史的必读著作。

[[10]]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25-27。

[[11]]      参 Jean-Marie Gaudeul, Encounters and Clashes: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Roma: Pontificio istituto di studi arabi e d'islamistica, 2000), pp. 64-65; 第64页较宽容的可能是原版, 第65页的满纸屈辱条款似是过后的冒名添加版。另参 “Pact of Umar”, wikipedia.org, 2021-03-30, 以及 “Pact of Umar (7th Century)”,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 Book。

[[12]]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44-93。

[[13]]      参 F. Harb, “Wine Poetry” in Julia Ashtiany et al, editors, Abbasid Belles-Lettres (Cambridge UP, 1990); Von Kremmer, 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7), Ch. 4。

[[14]]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234-248。

[[15]]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234-248。另两位拦阻伊斯兰进侵欧洲的英雄, 是于公元717打退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克利奥三世 (Cleo III; 见pp. 56-67) 和于公元732击垮伊军北伐欧洲腹地的法兰克王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见pp. 77-93)。他们拦阻了伊军侵欧南下或北上的路。

[[16]]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270-279。

[[17]]      Andrew Humphreys, project editor, The Islam Book (New York: DK Publishing, 2020), pp. 228-231。

[[19]]      有关伊教组织逼迫非穆斯林的报导, 可参 PoliticalIslam.com、TheReligionofPeace.com、OpenDoors.org、barnabasfund.orghttps://stephenblanton.com/growth/等网站。

[[21]]      Peter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 (Cape Town: Christian Liberty Books, 2005), Appx. p. 105。

[[23]]     Richard Boudreaux, “Pope Apologizes for Catholic Sins Past and Present”, latimes.com, 2000-03-13; John Paul II, “Homily of the Holy Father: Day of Pardon”, vatican.va, 200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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